隨著社會經濟發(fā)展，人們的法律意識不斷提升，有了糾紛，“上法院”成為很多人選擇的解決渠道。但是各種各樣的矛盾都向法院集中，這就引發(fā)了辦案人手不足影響效率的情況。那么，怎樣做到“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踐行司法為民的初心呢？6月12日至13日，最高人民法院組織全國高級法院院長齊聚江西南昌，交流分享、共同研究提升解決糾紛和服務能力水平的高招。

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現場。（孫若豐 攝）

有矛盾咋辦？打官司！——不一定

會上明確指出，“按照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的要求，全面建設集約高效、多元解紛、便民利民、智慧精準、開放互動、交融共享的現代化訴訟服務體系”。

其中“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法治建設重要內容。從訴前的層面看，“多元解紛”就是說當事雙方的糾紛，可以通過調解、仲裁等多種渠道化解。而調解的辦法，比如行業(yè)的，有專業(yè)性組織調解；路遠的，可以在線上調解，還可以直接找村里的調解員；仲裁更具有“一裁終局”的快捷優(yōu)勢。多地法院也推出各種措施，比如設立訴前調解室，對糾紛進行訴前導流、聯合調解、對訴前調解協議進行司法確認，依法賦予強制效力等等。

多元解紛是法院“甩鍋”嗎？——并不是

最高法在會上強調：要在充分保障當事人訴權基礎上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決不能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與立案登記制割裂開來，更不能對立起來，決不能因為案件增多、審判壓力增大就走回頭路，出現“不立案”“限號立案”等問題。

要暢通立案登記渠道，對訴前調解不成的案件，及時立案辦理，做到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

特別強調，不立案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政治問題、作風問題。各級法院必須以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對法律負責的態(tài)度持之以恒全面落實立案登記制，決不能讓“立案難”問題反彈回潮。

訴訟服務中心轉型升級—— 一站式

訴服中心升級的背后，是法院系統服務理念的轉變。全國法院訴訟服務大廳面積比2015年增加71.5萬平米，80%的法院建成集“廳、網、線”為一體的訴訟服務中心。

硬件之外，對訴訟服務中心的軟件，也要進行升級：實現立案受理向訴訟全程服務轉變；實現大量案件在訴訟服務中心一站式快速解決；實現服務方式從大廳現場服務向線上線下立體化服務轉變；實現送達、保全、鑒定等輔助性、事務性工作集中；實現由單一審判機關解紛向社會聯動轉變……在這里，群眾可以獲得多元解紛、登記立案、分調裁審、審判執(zhí)行輔助、涉訴信訪、普法宣傳等全方位服務。

法院辦案的高效“法寶”——“分調裁審”

“分調裁審”指分流、調解、速裁、快審。持續(xù)深化“分調裁審”機制改革，不僅能有效推進案件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構建科學、精準、高效的案件流轉、調裁對接、程序轉換機制，還有利于形成多數簡易案件在訴訟服務中心快調速審、少數復雜案件在后端精細化審判的格局。

會議要求，法院要統籌配套措施，用好司法確認、督促程序等各類程序，加強信息系統應用對接，實現速裁快審“加速度”。要協同推進改革，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深化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和刑事速裁程序改革，探索開展行政、執(zhí)行案件“分調裁審”工作，配合做好民事訴訟法等相關立法修改工作。

智慧精準服務——建設大平臺

進入移動微法院、點擊立案、進程提醒、掃碼繳退費、VR全景看庭審、執(zhí)行實時觀看、無人法庭……各地法院的探索實踐，令人大開眼界。

會議要求，要切實提高訴訟服務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將“智慧訴訟服務”優(yōu)化升級，深化系統集成和功能整合，建設覆蓋全業(yè)務全流程、貫通各類信息應用系統、融合大數據分析功能的訴訟服務平臺。要建好用好已有信息化系統，全面推動線上多元化糾紛解決平臺建設，真正方便當事人“一網解紛”。要建設全國法院訴訟服務指導中心信息平臺，實現訴訟服務大數據匯聚和大平臺管理，促進多元解紛力量全方位互聯和全流程互動。

輔助事務集約化、社會化——法官輕裝上陣

找不到人，收不到件兒，影響效率。

今后，法院將推動審判輔助執(zhí)行事務集約化辦理。將分散在各部門各環(huán)節(jié)、影響訴訟進程和審判效率的送達、保全、鑒定、評估等輔助性、事務性工作集中到訴訟服務中心，統一協調管理，集中調度辦理，真正讓老百姓一站通辦、減輕訴累，讓法官輕裝上陣、專心審判。推動建立集約化送達機制，確保年底前全國四級法院100%開通統一送達平臺。

此外，還將完善訴訟服務社會化機制。充分利用市場化、社會化資源，健全購買社會化服務機制，將適合由社會力量承擔的司法輔助事務剝離出來。

全國32家高級法院院長分享實踐經驗

江西：抓住信息化的重大機遇，在全省建設收轉發(fā)e中心和電子集約送達中心，提升了訴訟服務的標準化、集約化、信息化水平。深入基層開展訴源治理工作，創(chuàng)新發(fā)展新時代的“尋烏經驗”，形成了線上線下互聯互通的多元解紛新格局。

北京：以“四個統一”為著力點，大力推進“多元調解+速裁”工作，形成一站式多元化糾紛解決平臺，將超過半數的民事一審案件在訴訟前端分流化解。同時，大力推行送達、鑒定評估等審判輔助事務集約化工作機制，激發(fā)釋放審判活力。

天津：建立線上線下一體化跨域立案訴訟服務機制，實現了線下“一站辦理”、線上“一網辦理”、跨域“一體辦理”、全市“一個標準”，解決群眾異地訴訟難、訴訟累的問題。

河北：切實加強訴源治理，推動“一鄉(xiāng)鎮(zhèn)一法庭”在全省覆蓋。進一步擴大人民陪審團隊伍，聯動做好訴前化解工作，新收一審傳統民事案件實現同比下降。

山西：深入探索“網上網下聯動、集成化解糾紛”的解紛模式，著力推動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實現訴前調解案件數量和簡易程序適用率明顯提高。

內蒙古：立足民族區(qū)域特點和群眾多元需求，推動全區(qū)法院蒙漢雙語訴訟服務的“全覆蓋”和“四統一”，為偏遠地區(qū)群眾提供巡回審判服務，打造草原特色訴訟服務品牌。

遼寧：積極發(fā)揮在線調解平臺功能，實現多元解紛從“線下”向“線上與線下”有機結合的轉型升級，在促進“訴訟服務小窗口”成為“化解矛盾大平臺”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創(chuàng)新實踐。

吉林：通過將訴前調解納入審判管理，將訴源治理納入績效考核，構建立案前多元化解、立案后“分調裁審”解紛模式，有力提升訴訟服務中心的解紛水平。

黑龍江：深化發(fā)展“五全調解”，建設星級訴訟服務中心，圍繞“打官司不求人”出臺多項便民舉措，多元化解和訴訟服務中心建設工作實現了創(chuàng)新發(fā)展。

上海：訴訟服務中心、12368訴訟服務平臺、律師服務平臺三張名片，在服務群眾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特別是12368作為全國首家入駐政務服務“一網通辦”的法院訴訟服務平臺，受到社會各界充分肯定。

江蘇：作為全國較早開展訴訟服務中心建設和多元化解工作的地區(qū)，多項工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特別是全力打造“創(chuàng)新集約、系統集成、資源集聚”的訴訟服務新體系，促進全省近三分之一的基層法院民事一審案件數量出現下降拐點。

浙江：創(chuàng)新“社會調解優(yōu)先，法院訴訟斷后”的解紛理念，主動把法院工作融入黨委政府的大治理格局中，通過建立覆蓋鎮(zhèn)域、縣域、網絡“三位一體”的矛盾糾紛解決新體系，推進訴源治理。

安徽：作為“訴訟服務合肥經驗” “多元化解馬鞍山經驗”的發(fā)源地，一直積極推動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和現代化訴訟服務體系建設。特別是近年來將多元化解工作與訴訟服務工作深度融合、一體推進，推動出臺多元化解地方性法規(guī)，促進多元化解實現蓬勃發(fā)展。

福建：全面推行“馬上辦、網上辦、掌上辦、就近辦、一次辦、刷臉辦”，加快推進跨域立案訴訟服務改革，大力加強現代化訴訟服務體系建設，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優(yōu)質、更高效、更貼心服務，營造良好營商環(huán)境。

山東：加大創(chuàng)新力度，全面推行網上立案、建設24小時法院，推進訴訟服務“一次辦好”改革，形成“一中心四室”訴調對接機制，促進多元解紛和訴訟服務全面發(fā)展、全省覆蓋，滿足群眾多元的司法需求。

河南：創(chuàng)建“封調禹順”“和順中原”等調解品牌，探索建立“互聯網訴訟服務中心”和“自助互聯網訴訟服務站”，突出以非訴訟方式解決矛盾糾紛，提升了訴訟服務現代化水平，實現了全省收案增長率同比下降，部分中基層法院收案數量出現拐點的良好態(tài)勢。

湖北：大力構建基層網格化治理、律師調解等解紛平臺，創(chuàng)新便民利民舉措，深化信息技術應用，開創(chuàng)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新局面，推進現代化訴訟服務體系建設。

湖南：積極推進“分調裁審”機制改革，各基層法院全部建立了速裁團隊，簡易程序適用率大幅提升。探索開展“閃信”電子送達，破解送達難問題。

廣東：堅持多措并舉，全力推動訴訟服務理念從“有沒有”向“用不用”“好不好”轉變；推動訴訟服務方式從單一窗口向線上線下一體化轉變；推動訴訟服務內容從注重登記立案向助力糾紛解決轉變。

廣西：面向東盟，融入“一帶一路”建設，通過遠程視頻為境外中國籍當事人提供跨境法律服務，提高跨境糾紛化解效率。立足廣西少數民族地區(qū)，推行符合少數民族特色的調解工作法。

海南：立足于服務自貿區(qū)（港）建設，建成投資者司法服務綠色通道，提供線上訴訟服務，營造了良好營商環(huán)境。探索海上移動司法服務，設立海事巡回法庭，開展島嶼巡回審判，強化對南海的司法管轄，彰顯國家主權。

重慶：強力推進“智慧法院”建設和網上辦案，建立民事財產保全中心，實行“審查、裁定、執(zhí)行、復議”一體化辦理，創(chuàng)造了集約保全工作的重慶模式。

四川：堅持分類治理，做實做強“輔分調裁審”工作機制，創(chuàng)新開發(fā)“和合智解”e調解平臺，推進審判事務社會化外包，實現訴訟服務中心高效運行。

貴州：不斷挖掘大數據服務司法的潛能，積極搭建多樣化的訴調對接平臺，健全線上線下互動互聯的訴訟服務機制，用信息化手段推動訴訟服務工作。

云南：立足地域特點，著力建設一站式糾紛化解集散地，完善“分調裁審”一體化新流程，打造多元民族調解新機制，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多元解紛和訴訟服務新模式。

西藏：針對地廣人稀、居住分散、訴訟參與能力低的實際，將車載流動法庭打造成為“流動的訴訟服務中心”，將優(yōu)質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務送到田間地頭、草原牧場。

陜西：建立“群眾說事、法官說法”工作機制，在村、社區(qū)設立法官工作室，選配聯絡法官定向開展法律咨詢、糾紛化解、法治宣傳等服務，有效促進鄉(xiāng)村治理法治化。

甘肅：作為人民調解協議訴前司法確認的創(chuàng)始地，堅持調解確認“棋盤式”全面覆蓋，建立網格化社區(qū)模式，化解矛盾糾紛機制不斷健全。

青海：堅持和創(chuàng)新“馬背法庭”經驗，把訴訟服務與開庭審案、執(zhí)法辦案、法治宣傳有機結合，從馬背法庭到車載法庭、移動背包科技法庭，突出多元化解和訴訟服務的青海特色。

寧夏：積極搭建多元化解平臺，將法治方式與村民自治結合起來，運用法治手段加強鄉(xiāng)村治理。實現便民服務流動法庭車全覆蓋，有效打通服務群眾“最后一公里”。

新疆：通過“馬背法庭”“氈房法庭”“口岸法庭”“巴扎法庭”等靈活審判形式、結合“訪惠聚”工作隊和“民族團結一家親”等活動，將訴前調解、巡回辦案與當地綜治信訪等工作深度融合，形成新疆特色的聯動化解機制，有力維護了地區(qū)穩(wěn)定和民族團結。

新疆高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設立“法官工作室”，實行“一連隊一法官”制度，開展民族特色的巡回審判工作，形成兵團特色化訴訟服務機制，從源頭上預防化解了大量矛盾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