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五四運動中的青春張力

2019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紀念五四運動、發(fā)揚五四精神，必須加強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導廣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勵下，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

這一重要論述，為深刻理解和把握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指明正確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青春崇拜的時代

“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戰(zhàn)國亂悠悠”，中國因歷史悠久而被視為老大帝國。一直到了清代，從皇權掌控者到士農工商，大家的感覺普遍比較良好。然而，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開始，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迫使中國一步步喪失獨立地位和自信心。

一大批有志之士開始反思與探索，不料從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均以失敗而告終。梁啟超逃亡日本后，開始對舊式官僚、士大夫倍感失望，創(chuàng)辦《清議報》，希望中國的新一代，如初生之日，光芒萬丈。他“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并得出得論：“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少年中國說》）。

孫中山發(fā)起的資產階級革命，最早就是由青年加盟的。1894年，28歲的孫中山在檀香山興中會宣言中，最早提出“振興中華”這個令人心動的目標。在孫中山周圍，團結了一幫有共同抱負的年輕人：陳少白25歲，陸?zhàn)〇|26歲，鄭士良33歲。1905年在日本結識孫中山并追隨左右的黃興，比孫中山整整年輕8歲，著有《猛回頭》和《警世鐘》的湖南青年陳天華比黃興小1歲，同為湖南人的宋教仁比黃興小8歲，1903年四川“仔兒”鄒容撰成《革命軍》時才18歲。這些受過良好教育、情感充沛、思想敏銳的青年人，不計任何個人功利，勇敢地站在憂國憂民的時代前列。

本來，國人對辛亥革命建立起的民國抱有很多期許，但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tǒng)后，卻大興尊孔復古之風，為其進一步登基做皇帝造勢。民眾徹底失望，知識分子也徹底清醒。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刊《青年雜志》，揭開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所謂新文化，自然是相對于舊文化的。這場運動旗幟鮮明地提倡科學與民主，猛烈攻擊封建主義的專制和愚昧，掀起了追求解放、追求真理的新熱潮。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作為旗手和中堅力量，他們的平均年齡才30歲。深受他們影響的京津學生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張?zhí)?、周恩來等，包括外鄉(xiāng)來京青年毛澤東都是19世紀的“90后”。

陳獨秀有著烈火一樣的熱情，他大聲疾呼：“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fā)于硎，人生最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于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身?！毙愿癯领o、崇尚調和之美的李大釗，也對青春給予高度贊美：“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也。”“以青春之我，創(chuàng)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p>

五四運動爆發(fā)前夕，“北京的學生界，三五成群，課余飯后，在教室，操場、公寓里，凡是大家游散聚坐的地方，無不爭論著國事與報紙刊物上的文章。一股新的力量正在蘊蓄、滋長中，到處遍布，到處散發(fā)。”

愛國激情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味相當深厚的國度里，任何成規(guī)模的抗爭性運動，必然伴隨著悲情動員。

五四運動前夕，當?shù)谝淮问澜绱髴?zhàn)以協(xié)約國的勝利而結束的消息傳來，“全世界都發(fā)狂了，中國也傳染著了一點狂熱”“一時‘公理戰(zhàn)勝強權’‘勞工神圣’‘民族自決’等名詞，呼喊得很響亮，激動了每一個青年的心弦，以為中國就這樣便宜地翻身了”。正當北京的青年學生及全國社會各界眼巴巴地期望巴黎和會能夠實現(xiàn)“公理戰(zhàn)勝”的夢想時，卻傳來了“強權”戰(zhàn)勝“公理”的“晴天霹靂”。這個巨大的落差讓熱血青年難以忍受。強烈的危機感使他們痛心疾首，進而產生出非表達不可的內在沖動。

某一運動的發(fā)生，總是先由少數(shù)人全身心投入其中，進行組織動員。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天，5月3日晚上召開的北京大學學生大會上，17歲的劉仁靜同學（后來是中共一大最年輕的代表、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積極發(fā)動者和負責人之一）當場拿出一把菜刀，要以自殺激勵國人。法科學生謝紹敏悲憤地咬破中指，裂斷衣襟，寫下血書“還我青島”（五四游行當天被當作抗議標識之一，懸掛在天安門前）。24歲的北大文預科學生郭欽光在5月4日當天，“奮袂先行，見當局下逮捕學生之令，憤然大痛，嘔血盈斗”，三日后病故。這是在五四運動中死去的第一位愛國志士，因而引起大家的沉痛哀悼，直接推動了5月19日北京學生總罷課。

在全國各地呼應北京學生行動、發(fā)動群眾參與的過程中，以激烈行為來刺激群眾的場景比比皆是。當上海華界電車工人原來對于罷工未有一定堅決的主張，“嗣經(jīng)若干學生要求停駛，間有橫臥軌道中以生命與抗者，一時人心大感動，遂同盟罷工”。當上海學生們在按戶動員各商號統(tǒng)一罷市遭到店主拒絕后，不惜以“沿街跪求”的辦法，進行哀告。

在天津，馬駿在動員紳商罷市時，曾以死“換諸君之犧牲”，愿以自己的性命“犧牲”換取商家犧牲私利，共同罷市。雖然自殺未遂，但“大眾受此刺激，頓下決心，當場表決”，達不到要求“仍繼續(xù)罷市”。

湖北陽新縣“工業(yè)生張則范以鋼剪砍斷中指，用白布手巾書寫血書‘誓爭青島，眾志成城’八大字”“各代表奉為救國旗，通示各校，大為感動也”。

江西女師范學生程孝芬“發(fā)起女子救國團，斷指血書：‘提倡國貨，用日貨就是冷血動物’十余字。”其行為使“校長感愧，同學激發(fā)”“贛省各界因之大為感動”。

以自殘或自戕的方式來激勵情緒，在當時的群體行動中比較多，除了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因素和青年的激情燃燒之外，也是社會認同相對較弱的一種無奈之舉。

與工農結合

1939年，在五四運動發(fā)生20周年之際，毛澤東在延安評價道：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他還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就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起。”

中國青年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群眾五四運動相結合，既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也有自身探索的努力。李大釗在五四前夕就說過：“要想把現(xiàn)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shù)缴鐣锩?，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919年五一勞動節(jié)當天，北京大學一部分學生和工友一起，在位于北京景山東側馬神廟的理學院（被稱為二院）大講堂舉行了紀念大會。鄧中夏等幾位學生也在當天趕到長辛店鐵路工廠，對工人發(fā)表講演。

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作為一種自覺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使斗爭取得重大勝利，敏感的知識分子“漸知工人階級的勢力比學生大”。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及青年學生意識到下層民眾中蘊藏著巨大的政治力量，試圖加以動員，“勞工神圣”“到民間去”等口號得以流行。

如何群眾化呢？當時較為普遍的認識是所謂“養(yǎng)成群眾”，即充分了解群眾的衣食住行和語言，經(jīng)過政治文化宣傳和生計教育，“使他們化不知以為知，而且要使他們知道之后，能表同情，能給幫助，能來攜手。”于是，“五四運動中的有一部分學生領袖，就是從這里出發(fā)，‘往民間去’，跑到工人中去辦工人學校，去辦工會?！?/p>

其實，在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對待下層民眾的態(tài)度是一種兩難選擇：一是為要達到運動之目的必須喚醒民眾，使其廣泛參與其中，才能產生更大的影響。二是當社會各界大量參與運動后，學生憂慮下層民眾因缺乏組織、自私、惰性及流氓習氣嚴重，可能對運動目標、一致行動和行動秩序造成傷害。

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愁緒很快被火熱的實踐所替代。到了1920年5月前后，五四運動發(fā)展到一個新階段，即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兩股力量相結合的階段。鄧中夏與北大學生經(jīng)常在長辛店和南口鐵路工人中工作，當時工人的生活很艱苦，鄧中夏與工人同住、同吃，突破湖南口音的障礙，與工人們談笑風聲。這年的3月，浙江俞秀松到上海厚生鐵廠作工，觀察工人的狀況、工人的心理。同年8月，李大釗、周恩來在北京陶然亭發(fā)起五團體會議，不僅要求組織起來，而且喊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在長沙的毛澤東把自己打扮成工人模樣，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和他們接近，到茶館和工人喝茶、談心、交朋友。

從憤怒青年到奮斗青年

“火燒趙家樓”原本是沒有列入五四示威游行預案之中的，但卻因學生的有序請愿受到阻撓和冷落而成為順理成章的延伸。假若3000名學生按照預定路線游行一圈就返回學校（實際上已有學生返校），沒有火燒趙家樓這一幕（導致北洋軍警逮捕學生32人），那么5月4日當天游行示威的影響力和沖擊力可能是另一種效果。這一激烈行為，自然地成為五四運動的標志性事件和重要“拐點”。

五四運動中的抵制日貨，一直持續(xù)到1920年一整年。抵制的中堅力量，肯定是學生。北京大學、清華學校等北京各校學生，將學校消費社和學生“舊日所購日貨”，一起拉到先農壇，沖破軍警阻攔，付之一炬。還有很多學生把自己和家里人所有的日貨，統(tǒng)統(tǒng)砸掉燒毀。在抵貨運動的高潮期間，學生們不僅不買日貨，而且不跟任何與日本有關的事沾邊，不坐日本車，不乘日本船。

其實，愛國僅有熱情、僅有憤怒是不夠的，還需要自我奮斗意識、工業(yè)實力和科技實力。資料顯示，1919年（五四運動）和1925年（五卅運動）兩個抵制日貨最為激烈的年份，日本對華輸出額卻明顯高于同期其他年份。原因在于每次抵制日貨風頭過后，商人們便會大量購進日貨，以滿足基層民眾獲取物美價廉日用品的需要。據(jù)《大公報》報道，1919年6月16日，長沙學校放假，街上沒有了學生演講和檢查，一些店鋪就開始偷偷賣日貨，“而無知愚民只知貪圖便宜，樂往購用”。因為當時條件下，中國的國貨很難同日本貨競爭。很多日用品如常用的臉盆、牙粉、墨水等，國產品牌很少，而且市場占有率很低。以至于抵貨運動開始時，學生們只能使用手工生產的木盆和銅盆。

不論怎么說，抵貨行動給中國的民族工業(yè)帶來了很大機遇。工廠開足馬力生產，商家興高采烈買賣。一些新的企業(yè)計劃，趁著運動的火熱，紛紛出臺。對于廣大青年學生來說，也需要考量助力國家強盛需要什么樣的方法和路徑。一時憤怒可以解決表象問題，國家尊嚴最終是靠實力來維護的。其實，從清末到民國初年不斷出現(xiàn)如“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的主張，但是西方列強環(huán)伺、國內戰(zhàn)亂頻仍、民族旦夕危亡的歷史背景下，這些主張均難收到大的成效。唯有以革命的暴力手段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的國家和新的秩序，才能為包括廣大青年在內的國人奮斗提供必要的外在條件。

五四精神的實質是愛國

“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深厚的感情。”列寧如是說。愛國是天然的、天生的，從來不需要理由。而中國民眾的愛國表達總是從反帝開始的。

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開始，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從東南沿海地區(qū)轟起，迫使中國一步步喪失獨立地位和自信心，海防被破、城池失陷、屈辱條約、割讓土地、賠償白銀、京城被占……上至朝廷命官、士大夫，下到販夫走卒，但凡尚有一絲良知和自尊者，無不籠罩在郁悶悲催的情緒和亡國滅種的陰影之中。與此同時，隨著民族危機空前加劇，帝國主義國家侵華給中國人帶來的一波波的屈辱感觸發(fā)了民族意識的快速增長。

辛亥革命之后，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迎來了難得的“黃金十年”。但短暫的經(jīng)濟增長難掩深刻的社會矛盾和潛在危機?！岸粭l”、袁氏稱帝、張勛復辟、軍閥混戰(zhàn)……中華民國并沒有帶來和平、秩序和統(tǒng)一，還需要有一些更深層、更根本的精神來喚醒國家和人民。

山東是孔孟之鄉(xiāng)，是中國儒家文化的重要發(fā)祥地。當山東問題被巴黎分贓會議拿來作為列強間利益博弈的籌碼時，山東憤怒了！中國憤怒了！

隨著五四風暴來襲，學生以犧牲學業(yè)、甚至以身體、生命為代價參與大規(guī)模集體行動，需要有一個能夠被一致接受的主題———愛國就成為別無二致的最佳主題，民族國家危機也就成為發(fā)動運動的最佳機遇。因此，學生運動多以能夠超越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民族主義為號召，并以外部刺激為喚醒民眾的主要因素。

游行示威口號是運動參加者心聲的直接表達。從“還我青島”“誓死力爭青島”“取消二十一條”“拒絕簽字巴黎和約”“保衛(wèi)國土”“反對強權政治”，到“打倒賣國賊”“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賣國賊曹汝霖”“國民應當判決國賊的命運”“賣國賊宜處死刑”，充分彰顯了青年學生“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濃濃愛國情懷。

五四運動體現(xiàn)出的愛國精神，恰恰是強烈民族情緒的起爆?，F(xiàn)代民族主義不同于傳統(tǒng)的忠君報國，不同于義和團的排外運動，也不是孫中山的排滿主義。它不是狹隘的而是開放的，不是保守的而是進步的。它的基本要義在于：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主權的獨立；對自我價值、文化的認同；為強盛國家，革新本國不適應現(xiàn)代生活的制度和文化，學習世界先進科技、制度。它與愛國主義目標相同、心理基礎相同，在某種意義上多有重合。

當然，從五四運動的全過程觀察，純粹的民族主義無法成為大規(guī)模群體行為的唯一武器。對于學生及廣大民眾而言，帝國主義過于強大，無論集會演講、游行示威，還是最為激烈的抵制日貨，都不愿直接引發(fā)交涉或武裝干涉。于是，運動的主要對象逐步內轉，轉而譴責政府的腐敗和無能，要求首先清除政府內部的賣國分子或喪權辱國者，革新改良政治。上海罷市時，尤其強調“此次罷市，是對內的，不是對外的”。

當運動目標轉向對內時，當局的處置便成為運動深入的主要刺激源，對于斗爭對象和解決方式、程度的要求隨之模糊化，動員的口號、方式也發(fā)生某種變化，學生運動的喚醒作用便告一階段。

100年以來，五四精神作為一種基因，已經(jīng)植入到了中國青年的思想細胞中。正像有的學者所論述的那樣：“在百年中國數(shù)代年輕人的運動中，在革命、改革、改良、動亂、造反的社會狀態(tài)里，只有五四是青春的，是酣暢淋漓的，是激蕩的，是純潔的；只有五四是老大中國的一次少年張狂，是衰敗文明的一次青春救贖；只有五四空前絕后地打量著傳統(tǒng)文明。青春五四跟我們數(shù)代年輕人的血脈相通。”從某種意義上講，五四精神是一種青年精神、現(xiàn)代精神、未來精神。

（本文作者為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運史學科首席專家）